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唐代美學及其思想在中國美學史乃至文明史上可謂寓意深遠，從文化自信的角度出發，其無疑向海內外展現出一幅幅彪炳青史的壯闊而輝煌的畫卷，畫卷本身并非是封存于過往的歷史塵埃，誠如史學家克羅齊所言：一切歷史皆為當代史。恰恰是滋養于大唐盛世這片厚土的審美文化，尤能彰顯中華民族精神底蘊之深度，此亦為唐代美學在文化高度上能夠代言中國傳統美學的一個重要依據。從風格面貌整體來看，唐代審美文化及其直觀印象給人一種萬象森羅、雄渾氣魄、瑰麗斑駁的認識與體驗，以“氣象”一詞比擬大唐恢弘之狀是謂允洽之極；從內在精神本質上講，唐代審美文化蘊涵有一種詮釋生命之活潑存在的“詩性”情懷，決然不只是唐詩作為一種典型藝術形式舉世聞名的緣故，根源上還得追問其何以成為當時文化之翹楚，正如陳望衡教授和范明華教授等撰寫的《大唐氣象：唐代審美意識研究》一書對唐詩的美學本質定義：唐詩是中華民族精神的乳漿，它培育了中華民族的審美精神、審美觀念、審美趣味。一望而知，其從開篇立意上則已緊扣住這一具有發端意義的根本性問題，駐足中華民族文化自信之高度，并以“大唐氣象”這一體現整體性的美學概念對具體的審美形象、相對抽象的審美意識以及二者共同構筑的詩性精神作出合理統籌。

從根柢上講，無論風貌抑或是精神，皆應回歸至人本身并從意義始源與精神歸屬兩個最為重要的維度展開歸納與演繹，寬泛而言，二者俱沉積于唐人的審美意識體系之內，由此方能在妥帖的邏輯框架下映射出相對系統而穩定的審美觀念、審美精神乃至審美理想。從表現形式來看，唐代審美意識無不集中體現在相應文學藝術的審美實踐、理論及相關作品之中，同時也涵容于傳統哲學、倫理、政治及充滿詩性的生命存在與生活之內。從審美文化誕生意義這一重要維度來講，可謂生動地應和了中國美學的本質內涵，在內容上注重生命價值關系的優良傳統，在形式上倡導非簡易對象性的審美體驗模式。正是基于中華文化的關系性起源與生命價值本性這樣的天然土壤，圍繞審美意識展開唐代審美文化或美學的研究，深入地講也是對中國傳統審美文化如何展開研究的一種新思考。

詩性彌漫的時代

縱觀歷史，唐代無疑是一個遍地彌漫詩性意韻的時代，從很大程度上講，甚至超越以往的任何時代。這不只因為唐詩在眾人矚目下被列為中華詩史上不可企及的巔峰，根蒂上更在于唐代審美文化受當時特定詩性精神的引領，進而鑄就的繼往開來的隆盛格局。這種詩性精神究竟何以被創設？這充分體現在唐人對傳統文化在廣度與深度兩個方面的發展性繼承與藝術化創建，既以一種敞開之姿將儒、道、釋為主流的各家學派的思想作為哲學（美學）基礎并展開創造性的闡釋，又凝煉出各種系統性顯著的審美理論，即使到了相對沒落的晚唐時期，典型如《二十四詩品》總結的諸般關于詩歌的審美品評概念——幾乎還是成為了后世中國傳統美學理論的核心概念群。微觀地講，唐代的詩歌儼然已不能簡單地被確定為一種純粹藝術形式或表現媒介，更是作為承載所謂的詩性精神的絕佳場域；宏觀地講，唐代各個門類的文學藝術活動及其形成的相關理論，也已然演化為一種尤能彰顯起源意義的詩性創建方式。這種以詩性創建方式指引文藝創作的審美理念，旨在呈現一個生意盎然、鳶飛魚躍的生命世界。這般詩性首先徑直關乎的是唐代這一特定歷史時期的人，展現生命伊始以來的鮮活性存在。之所以說唐代審美文化具有這種生命起源價值性，并非僅僅通過具有縱貫性的時間概念便可對其進行完全地分析，更為主要的是要從人突破世界的意義程度考量出發，存在主義哲學家雅斯貝爾斯對“發端”所作的哲學闡釋可資思維方法上的一定參考：“借由已完成的思維工作給后繼者帶來大量增長的前提”，這種體現“大量增長”特性的“發端”概念理解，不正恰恰符合唐代審美文化在整體意義上處于詩性充塞彌漫的狀態？這種增量，在“量”與“質”兩個范疇得到了淋漓盡致的表現與詮釋，尤其體現在唐人審美意識在具有統一的時代性精神的詩化過程之中。

詩性，可謂有唐一代的時代精神象征，不僅在學理層面極大地豐富與發展了中華民族審美意識體系，而且積極推進了審美文化朝大眾化與生活化的方向拓展，從直觀形象表現與內在意象表達上，皆不由地主要營造出“大氣”“絢麗”“靈動”這般彰顯唐代文化藝術的基本審美品格。

審美意識的詩化

圍繞審美意識切入中國美學研究，首先在方法論上是對中國傳統美學庶幾秉承概念化理論研究的一種必要性補足，實際需要人們對“意識”概念本身及其在審美活動乃至相關美學理論建構之中作出更為精準的界定，其中審美意識研究的重要性問題尤為關鍵?！洞筇茪庀螅禾拼鷮徝酪庾R研究》一書，具有開創性、系統性、學理性地以唐人的審美意識為主要研究對象，可以說，為后世開辟了一條回歸主體審美視野的通往大唐盛世的詩化探美之徑。這條文藝詩化之路，始終立足于唐代的文化根基與詩性精神，并基本涵蓋了當時所有的文學藝術門類。知識經驗上能夠給人翔實的史料支持與豐富的想象支撐，理念上緊扣時代脈搏與社會風尚，不僅延續了以審美形象、審美風格以及審美觀念對文藝展開分析的一貫傳統，更為重要的是倡導回歸作為主體的人的審美感知與心理體認維度展開某種溯源性的地毯式尋繹。由此，不僅能夠從個體層面較為徹底地揭示文藝本身所涵涉的主體審美意識與旨趣問題，還能進一步回到詩性精神引領下的整體意識領域，進而看待審美文化及其背后的社會性問題。從科學角度出發，一般心理學視域下的“意識”在客觀上不可避免地具有顯著的個體性特征，然而，這種個體性在充斥著詩性的大唐生活環境土壤之中，又得到人們普遍的認同與接納而具有整體性，換言之，詩化觀念及其指引的行為真正完成了唐人審美意識對個體性與整體性的融合，而所謂典型審美思潮、觀念、趣味與標準等，皆可通過“審美意識”這一總的范疇加以限定。因之，唐代審美意識被極好地框定在詩性這一最為根本的精神范疇之內，委實是一種詩化的審美意識。詩化的審美意識在實踐內涵上充分體現出具有統攝功能的整體性意義，問題的關鍵是倘將唐代審美意識作為當時美學理論乃至審美文化的一種核心體系而視，人們又如何對其展開建構并加以闡釋？

“大唐氣象”概念在此書中得以提煉，充分反映出作者的巧思與良苦用心。眾所周知，“格物致知”是自古以來國人認識世界與把握人生的一種極其重要的方法論，“大唐氣象”這一概念何嘗不是對唐代審美風貌展開“格物”的一例典型呢？正如后記所言，大唐帝國的欣欣向榮、文明昌盛，在它的文學藝術中得到了最為鮮明、最為生動和最具身心沖擊力的形象展現。這種極具美學意味的展現被稱之為“大唐氣象”，本質上正是大唐精神的集中體現，開拓、進取、開放、融會、胸懷天下、自強不息。以上關于大唐精神的表述，皆可總括為唐人審美意識的詩化表現。唐人審美意識的詩化，最終成為唐代在歷史上之所以能有如此文化自信的深深烙印。這對于作為整體的中華民族文化認知與發展而言，不論是在體量上，還是在質性上，皆可作為一個重要的參考系。

文化自信的延續

唐代文化的自信程度在當時表現出亙古未有的開放性與包容性，不但在古代縱向時間序列上炳如觀火，且在橫向空間區域比較上舉世矚目，無不彰顯華夏民族倍感驕傲的主體意識。正如前文所言，這種自豪的主體意識集中地體現在唐人審美意識的詩化進程之中。唐代審美意識作為中華民族審美意識集大成之表征，不僅在意識發展史上具有一種奠基性的影響力，也是中華民族文化自信不容忽視的重要組成部分。從人的經驗視域來看，倘若將唐代審美意識作為唐代審美文化之精髓加以概括，主要是因為其在本性上充分關乎著人的生命存在體驗，體驗本身又充分融合到國家、社會、家庭等各個領域之中。正如書中所強調的那樣，先進的治國理念與愛民之策，成就了唐文化的繁榮與燦爛，唐代社會的文明昌盛。這股昌明之風，在詩化的審美意識引導下，尤其體現在當時各文學藝術共同鑄就的“大唐氣象”之中。事實上，“大唐氣象”在本質上是“大唐精神”的美學式象征，即充分展現出中華子民開拓進取、胸懷天下、自強不息的時代風貌。

圍繞這一凸顯出磅礴氣勢的詩性概念展開唐代審美意識研究，從斷代史角度客觀而言，的確為中國審美意識發展史上的一個組成部分；從文化影響力層面而言，唐代審美意識在體量涵容與程度表現上，可以說與其他任何古典時期相比，都有著難以比擬的蔚為大觀之義。本書名為唐代審美意識研究，實則遠不止依據中國傳統美學的一般研究方法而局限于對唐代時期審美理論的籠統梳理，亦不只是對唐代美學史的一種創新型建構，而是立足具有社會風尚典型性的審美文化角度，并從意識生發的主體層面積極關注唐代審美實踐及其文化何以成型的過程化問題。易言之，唐代審美意識有機地將審美理論與審美實踐較為完滿地加以契合，這對于體現中華民族文化自信而言無疑是一個極好的印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