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由張藝謀執導的《狙擊手》雖尋求新的切入點，借用“狙擊戰”這樣一個影史上有大量珠玉在前的影片類型進行創新探索，卻并未創造票房奇跡。在筆者看來，其原因既包括排片率低等因素，也說明特定類型電影與主題相結合的商業化過程具有一定挑戰。但該片的高口碑卻說明，對電影敘事藝術的新探索、對人物形象和情感更深入的挖掘、對民族精神更有藝術性的刻畫，始終為人們所期待。如果進一步分析其高口碑的原因，很大程度正在于該題材電影以其有新意的敘事手法和敘事形式為傳統電影敘事注入了能量，激活其敘事張力和敘事層次，令人在一次次緊張的“千鈞一發”中，讀懂屬于中國人的樸實情感、充滿義氣的熱血以及關于黎明的信心與希望。

首先，狙擊戰與心理戰指向了扎實、激烈的故事內容。就敘事手法而言，“狙擊類”電影往往圍繞一個集中的任務，在雙方的對峙中，呈現主人公智慧與勇氣的雙重超越。而在敵我軍備實力懸殊的狀態下，如何講述一個讓人心生力量的故事，《狙擊手》以張弛有度的敘事節奏，展現出人物的心理能量與智慧，顯現出一定的大師手筆。

正如以二戰期間“斯大林格勒戰役”為背景的經典狙擊類電影《兵臨城下》，蘇軍青年狙擊手瓦西里與德國“王牌”狙擊手之間的較量既是不同陣營的對抗，也是個體意志與心智的比拼，而較量之外，人性情感的豐富、任務本身的復雜語境都令人感喟與震動。張藝謀的《狙擊手》同樣設置了明確的任務：帶不知生死、躺在戰壕中的偵察兵亮亮“回家”。事實上，朝鮮戰場上的“冷槍冷炮運動”，其背后是中美軍備實力的懸殊，我軍需要以“狙擊手”的單兵智慧，有效殲滅對方的主導勢力。此時，狙擊手的瞄準鏡是一個“中介”，高度考驗個體的智慧、臨場判斷的應變能力，而非僅僅是勇氣。

從這一點上，張藝謀不僅注意到這樣一個主題，并進一步將其細化到一次作戰任務，通過敵我雙方在穩定場景中不斷改變的作戰策略、每次交鋒前因后果的清晰解釋，在曲折波瀾中有效呈現出了個體的能動力量。例如對班長的刻畫，鋪墊懸念的同時突出其在緊張戰況中，于無聲處聽雷、于未知處判斷形勢的心理能量，其戰術上的“見火再敲、后發制人”等，相較單一突出戰爭悲壯的情節，更具有敘事的吸引力，對中國力量的展現也有了更具底氣的表達。

其二，敘事形式加持情感的呈現。不同于許多經典狙擊類電影所塑造的“孤膽英雄”，張藝謀的《狙擊手》依托的是對每一個志愿軍戰士的個性與集體精神共時性的刻畫，且同時反襯出美軍狙擊手自我精英化的顯著特點。這也意味著，如何平衡個體的豐富情感與集體信仰是一個挑戰。導演以對情感細節的動人刻畫給出了自己的答案：人不是無痛無懼的，生死的瞬間變化必然會讓人彷徨和不知所措。正如面對隊友一個一個離去，大永始終是個“愛哭鬼”，因為說到底他不過是一個十幾歲的年輕人，在沉重的死亡面前有著本能的無力與恐懼。然而，當年輕的孩子在沮喪中說出“我們什么都沒有”，卻也有班長咬牙喊出的“老子還在！你還在”。電影自然地表達了人性在情感上的脆弱，卻也因此鋪墊著人所能激發出的勇氣和信念。正是借助不斷回環的對決凸顯人物自然的情緒張力，一種如同旋律般回旋的、忘我的力量代替了所有的恐懼和懷疑，張藝謀通過在固定場景中細化單元內容的敘事方法、對情感能量的捕捉，有說服力地呈現了宏大敘事與個人意志之間情感的共通之處，呈現出飽滿的人性。

事實上，狙擊類型的電影，因“對決”的不斷再現，總是會強化人在面對未知時堅守什么、選擇什么的矛盾，呈現一個個近乎“哈姆雷特命題”般的難題。在《狙擊手》中，題解依然是與中國人情感結構最密切相關的主題，家國天下的信仰。但好的敘事讓觀眾看到，宏大敘事和個體敘事從來不是矛盾的。無邊的、素白的雪中，熾熱的眼神能融化一切，所有的勝利與希望、危難和犧牲，最終都將指向黎明……張藝謀個人風格之一的鏡頭美學對此有著爐火純青的表達。

其三，敘事主旨的創新表達及其對當下的觀照。探索對中國精神更有力的表達是人們對當下藝術創作主旨的期待。從2020年初的新冠肺炎疫情至今，“不確定性”在全球語境中彌漫，威脅著個體的生命與發展。就中國語境而言，人們再次明確，集體和個人的命運緊密相連、不愿沉溺于虛無主義的歷史觀，集體性的力量進一步被期待。

朝鮮戰場這一“保家衛國”的勝利戰役所承載著的國際關系的歷史與當下、敵我之間的扭結和纏斗，指向一種與希望相關的“回家”之主題。于是，《狙擊手》同許多弘揚主旋律的敘事一樣，將犧牲和“重生”并置，子輩完成與父輩命運的承繼、兄弟完成與兄長希望的交接，也被給予“生存”和“發展”的許諾，寄托著對民族崛起深沉的期許。不同的是，該片在敘事手法和敘事形式上做文章，回歸了電影作為藝術創作的應有之意，也自然而然地突破“程式化”的人物和情節設定，以更豐富的情感能量跨越歷史、感召當下，構成人們對歷史和未來的信心。于是，當《狙擊手》著重強調人在千鈞一發時閃耀著的智慧、勇氣、性情，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執著時，當下的力量也被召喚。與此同時，片中作為重要“線索”的朝鮮孩子，其生命是中美雙方不會觸碰的共識與底線，但拯救朝鮮孩子的依然是中國，這也回應了朝鮮戰爭本身的出發與立場，在保家衛國的同時，展現了一個負責任的大國“胸懷天下”的擔當。

當然，正因為《狙擊手》需要平衡的內容較多，在電影類型把握和敘事的處理上并不完全成熟，依然會受到部分主題先行觀念的影響，比如美方所引導的狙擊戰的動機稍顯薄弱，情節邏輯在后半部分也略顯“夸張”，但探索本身就意味著挑戰，《狙擊手》打開了歷史戰爭敘事豐富的可能性，意味著一個熟悉的主題也可能呈現更有深度和厚度的闡釋，也意味著更多好故事可能正在奔赴銀幕的路上，我們期待更多這樣的敘事。

（作者系北京林業大學藝術設計學院講師）